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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红色故事10在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壮举中为国争光的中

发布日期:2022-02-11 00:24   来源:未知   阅读:

  绒布冰川伸出的幽蓝冰舌,透出喜马拉雅山的阵阵寒意,冰川风逞威的前方,伟岸的珠穆朗玛遮没了半壁蓝天。巍峨耸立的珠峰,是令各国登山者魂牵梦萦的圣地。对珠峰来说,攀登者是一波又一波的过客,而对中国攀登者而言,珠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何要登珠峰?

  “我们自己的山,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胜利登顶成功,结束了中国人登顶珠穆朗玛峰尴尬的空白历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为世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让中尼签订边界条约时正式确定了珠峰北坡为中国领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疆界的最终确定。

  而当时成功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长,便是北京地质学院1958届毕业生、中国地质大学杰出校友王富洲。另外两名成员为贡布、屈银华。他们用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甘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为国争光、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协作、攻克难关的集体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为国家而战、为使命而战的攀登者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代代人朝着珠峰出发,继续用双脚丈量一个个新高程。

  中国完成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最初的计划其实与苏联有关。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但在登山运动方面一片空白。为了促进体育运动交流的友好往来,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联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培训结束后,中国成立了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王富洲于1958年选拔参加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时就正式加入登山队。

  1957年11月,苏联向中共中央寄出一封建议信,信中提到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在1959年3月——6月登上珠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收到来信后,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本想婉转谢绝。1958年4月5日,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积极支持和建议下,周总理批示“可以考虑来。”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正当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际,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竟然公开发动叛乱。1955年3月中央就果断平息了这场叛乱。但原定于5月份的中苏联合登顶珠峰计划不得不中止。而后不久,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相继撤出援华技术专家与科技设备,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最终沦为泡影。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更何况,中国正在与尼泊尔就两国边界勘定进行谈判,双方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他们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就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

  事实上,人类第一次登上珠峰顶峰是在1953年,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那时在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登顶珠峰如果能够成功,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战胜暂时困难,打破“中国人连珠峰都没有登顶过”的叫嚣狂言,显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另一邻国印度也准备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情况下,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势在必行、行必成功的一场较量。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在苏联中途退出登顶计划后,贺龙同志坚定地说道,“任何人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经过多次讨论,最终下定决心由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独立攀登珠峰。

  1960年2月,为完成登顶珠峰这个重要的使命,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214人齐聚西藏,正式组成了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并对此做出了充分准备。为了确保主力队员的体力不会被过早消耗,登山队组织了一支192人的先遣队,并先后建立起大本营与位于海拔5400米、5900米和6400米的三个高山营地,储备了大量装备、食品,及至4月25日,已然在海拔7007米和8500处建立了四号营地和突击营地。同时登山队员们亦组织进行三次高山行军。

  3月25日,登山队抵达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大本营,开始第一次行军。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一场由中国人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战役就此打响。

  缺氧、冻伤,三次行军,登山队员越来越少,登山队一度陷入沮丧的低潮。就在焦急的情绪中,周恩来总理对中国登山队的深切问候,并称:“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5月13日,正式确定了以许竞为突击队队长,王富洲为副队长、第一候补突击队长,贡布、刘连满、屈银华等为突击队员,一共13人组成第四次高山行军。

  “不拿下顶峰誓不收兵!”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弥漫,在海拔5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的突击顶峰誓师大会上,王富洲和队员们手握国旗,庄严宣誓,整装待发。当晚,登山队员们全部抵达海拔6400米营地。其后三天的艰难跋涉,最终抵达海拔7600米营地。然而在刚刚抵达营地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唯一的一个报话机掉落,登山队员们接收不到营地的指挥和传递的信息。

  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把祖国的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执旗手右为王富洲)

  5月23日下午,担任突击主峰任务的许竞、王富洲、贡布、刘连满率先到达海拔8500米处的突击营地,与等候在这里的负责拍摄登顶的屈银华会合。这时,他们才发现,营地储存的食品、氧气等物资的相关信息都有误。10瓶氧气,已经有两瓶已经空了。因为每个人需要背着两瓶氧气,因此,5个人中有一个人无法继续登顶。最后,大家决定刘连满留在营地,其余4人继续向上突击。

  5月24日9时,王富洲、贡布等人自海拔8500米处的突击营地开始向上突击。然而刚走没多远,担任队长的许竞晕倒,第一候补队长王富洲临危受命。他们立刻赶回了营地,让运输队员屈银华换下许竞。继而,王富洲带着贡布、屈银华、刘连满三位队员完成最后300米的最艰险的攀越行程。

  8600米,8700米,肩负着光荣使命,王富洲与队员们向着珠峰峰顶冲击。终于,他们来到了矗立在8700米处的“第二台阶”,“飞鸟也无法逾越”的“第二台阶”是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它旁边深不见底的悬崖就是令登山者“谈谷色变”的诺尔顿大峡谷。1922-1938年间,英国人先后7次在这里折戟沉沙,其中就包括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登山家玛珞里和欧文。

  那是光滑的垂直条壁,一共高30米,最难爬的地方有6米多。王富洲他们通过观察,找到了一条纵向岩石裂缝,他们决定,沿着这条裂缝登上“第二台阶”。裂缝之上,便只剩下那最后6米高的光滑峭壁。岩壁的光滑,远远出乎王富洲他们的预料。岩壁之上,王富洲与队友们冒着零下三十度的酷寒向上攀越。在王富洲的保护下,运动健将刘连满在前面开路。他在左边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用双手抓住岩壁,脚尖蹬着岩面,使出浑身力气一寸一寸地向上爬去。然而岩石较碎,不受力,但凡身体稍微一歪,便会立刻摔回原地。刘连满爬了不到2米,便摔了下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流逝。

  “25日天气将要变坏”,这是王富洲他们先前所得到的气象预报。因此必须赶紧爬上去!

  在这紧要关头,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自告奋勇,蹬伏在岩壁下,让屈银华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爬。而屈银华怕鞋上的三齿钉扎伤刘连满,脱下了脚上的高山靴,只穿着单袜往上爬。在那样的高寒地带,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酷寒之下,脱去高山靴即意味着冻伤,可屈银华依旧义无反顾,为此他最后严重冻坏双脚。

  屈银华先是在1米7左右的位置打进了一个冰锥,形成支点。而后又是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在3米多高的位置又打进了一个冰锥。同时,另一名队员贡布也是将冰镐插入岩缝之中,形成了另一个支点。屈银华一脚冰镐、一脚冰锥,穿入绳子做好自我保护,第一个爬了上去。后续队员们也是继续“搭人梯”,一个托着一个,沿着屈银华爬过的路线向上爬去。最终,在历经五、六个小时的奋战之后,4人成功跨越“第二阶梯”。

  “第二台阶”。图为中国队1975年在登珠峰时所拍,梯子也是1975年所搭。后来外国队通过梯子很方便地就登上“第二台阶,他们称此为“中国梯”

  四人在崖上休息片刻后便继续前行。然而,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这时却倒下了。他因为先前消耗体力太大,两腿已然是无法支撑住身体。在这种情况下,4人在海拔8700米左右的环境下召开了党小组扩大会议。最终,王富洲决定将刘连满安置在一个避风的大岩石旁的弧开坳槽中,然后带领屈银华、贡布继续攀爬。

  当登山队攀越到海拔8830米左右之时,危机又是接踵而至。本就物资不充沛的王富洲三人氧气基本用光,寒冷、疲惫、高原反应等不断向他们袭来,而他们却只能依靠空气中微弱的氧含量维持生命。尽管举步维艰,但他们此刻仍旧负重前行。

  “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凌晨4点左右,在经受缺氧、寒冷、饥饿、干渴等生死考验之后,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终于被中国登山队员所征服!他们在世界巅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豪情万丈。在下坡前,他们将半身雕像用五星红旗包裹着,放置在了顶峰西北角的岩石缝中。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也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的纪录,此前从未有人征服过这条“死亡之路”。

  消息传出,顿时举国沸腾。1960年6月7日,西藏各界代表万余人齐聚拉萨,为凯旋的登山英雄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26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举行了7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董必武、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庆祝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肯定了“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登山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亦题诗一首《喜闻攀上珠穆朗姆峰》:“英雄肝胆夷天险,集体精神旷代功!”祝贺中国登山队立下的旷世奇功!

  在那个时代,作为国家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一共发过两次号外:一次,是1964年罗布泊的成功试爆;而另一次,则是1960年的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无论是1960年的登顶珠峰,还是1964年的成功试爆,都是引发民族自豪感的英雄壮举!

  “我当时参加登山队,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要树雄心、立壮志,不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誓不罢休。”王富洲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1960年,正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企盼,首次成功征服珠穆朗玛峰。在那时候,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的壮举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士气。”“国家那时遭灾,连毛主席都很长时间吃不上肉,登山队的供应能好到哪里去了平常大概也就吃个半饱,只有在真的登山前才能吃饱肚子,也谈不上营养搭配。那时登山队没有专门的营养师,只有解放军的炊事员。但是,我们很满足,能登上珠穆朗玛峰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登山队员穿的羽绒服,是上海工人加班赶制的,由于工艺水平不过关,穿在身上滚成了蛋,薄的地方只有两层布。青藏高原风大,一吹冷得刺骨......”苦难时期的窘迫,王富洲依旧历历在目。

  舍生忘死为国家,克服困难终凯旋。在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壮举中为国争光的王富洲名闻全国,自此成为中国人民叫起来朗朗上口、充满自豪感的名字。而以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位登山英雄为代表的中国登山队用生命、意志、信念和勇气践行了忠于祖国、无私奉献、勇攀高峰的时代使命,谱写出了一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时代赞歌,铸就了中国乃至世界登山史上的不朽丰碑。

  战胜过世界最高峰的王富洲是新中国登山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是长期奋战在登山前线的优秀登山家,但在上大学前,王富洲从来没有见过山,更没有爬过山。河南省西华县一个名叫南流渡口的村庄,是王富洲的家乡。1935年,王富洲在这里出生。该地地处豫东平原,土壤肥沃,但天灾人祸使得在这里生存的王富洲一家艰难地讨生活。王家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王富洲在家中排行老二,自小便要帮助家里维持生计,承担起各种农活。“我8岁那年在村里上了小学。我边念书边劳动,从小就有劳动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割草,放牛,地里的活我全会干了。”对于幼时岁月,王富洲这样回忆道。“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少年的磨炼,使得王富洲的心性更加坚韧,努力向前、奋斗的信念愈加强劲。

  1951年,王富洲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省淮阳中学,然而同年,王富洲的父亲去世,全家的重担落在他母亲身上。淮阳中学离王富洲家足足有180里地,为了帮助母亲一起养家,王富洲学习和农活两头兼顾。生活虽然艰辛,但每每谈及未来的出路,王富洲也总是会对小伙伴们说:“我一定得考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国家栋梁。”在那个斗志昂扬的红色年代,为国争光便是无数青年的梦想,而王富洲同样也是顺应时代大潮,一身报国志!

  1954年,在中国的领导下,“一五”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而为了培养更多适用于经济建设的人才,国家制定了优厚的教育政策。国家出钱培养大学生!王富洲听到这个消息之时,激动之心,无以言表。他誓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也是这一年,王富洲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成为村里两个仅有的大学生之一。

  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而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有着丰富的社团活动和体育活动,且十分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鉴于地质勘探测量等课程本身的特殊性,地院的学生能够很好的得到野外生活技巧锻炼。尤其是野外实习课,学生们需要去爬山采集矿石标本。野外实习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时常要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但王富洲总是走在队伍最前头,并帮助体力不支的同学背地质包。他觉得自己有力气,负重的事应该由他来做。

  “我在大学学习的四年间,只有一条被子,没有褥子,床板上只铺一条白床单;没有枕头,用一摞书来代替。在吃穿方面我无所求,但对学习以及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都积极去参加”。大学四年生涯,王富洲始终秉持地院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风,吃苦在前、自觉自律、待人以诚。同时他又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一直以来,他都是师长眼中的高徒,同学眼中的益友。1956年,王富洲由于各方面表现优异,被北京地质学院党组织吸收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员。

  1958年起,北京地质学院将登山运动列为地质专业的必修课,每年结合测量实习在北京香山组织登山现场教学,同时在周口店开展登山训练。王富洲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豫东平原,从没爬过山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与登山运动的第一次接触。

  1958年6月,在王富洲毕业前夕,刚组建不久的中国登山队需要选拔参加中苏联合登山队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北京地质学院派出6名体育老师、2名专业教师和4名毕业生到香山登山训练班参加集训,他们成为北京地质学院开展登山运动最初的骨干。王富洲就是这个时候以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条件入选,并加入国家登山队,从此与登山结缘,参与到新中国登山事业的开拓与拼搏中。

  在香山登山营集训时,最严厉的是爬“鬼见愁”,教练员要求队员们不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跑上跑下,有时还要背着人攀登。王富洲说:“只有一丝不苟地按照教练要求做,不怕多流汗,不怕多吃苦,才能练出真功夫。”他一直鼓励自己“坚持!再坚持!登珠峰比这还要苦,一定要顶住。”秉着这样的信念和劲头,每次训练,王富洲总能很好地完成教练规定的指标。

  1958年8月下旬,中国派遣包含王富洲在内的46名登山运动员前往苏联和苏联队员同登帕米尔高原上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王富洲下定决心:他是代表中国人来的,决不给中国人丢脸。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列宁峰顶,王富洲是其中之一。在颁奖仪式上,苏联人把证书第一个颁给了王富洲。

  1958年8月,去列宁峰途中,在乌兹别克奥什市,中国登山队员合影(王富洲左二)

  1959年,王富洲参加的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在新疆境内慕士塔格山的攀登训练中,成功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顶峰,创造了登山队集体安全攀登海拔7500米以上高山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也创造了女子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和女子攀爬海拔7500米以上高山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960年5月25日,国家登山队首次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王富洲是成功登顶的3人之一。“这一成绩的取得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其中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用几句话来表达。追忆这段经历不胜感慨,如果没有当年老师和领导的辛苦培养、关怀和谆谆教诲,也就没有这一荣誉的取得”。王富洲追忆过去岁月,如是说道。言语中对地大师长教导,王富洲满是感恩。

  王富洲战胜世界最高峰的壮举的也为学校树立了好榜样。在喜报传回后,学校专门下发了学习登山英雄事迹的决定,发起向王富洲同志学习的活动。全校掀起向登山英雄学习高潮,同时,在1960年第7期校刊上,用整整两个版面刊登了事迹学习成果,高度肯定了王富洲他们的精神品质。因王富洲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993年,中国地质大学授予王富洲“优秀毕业生”称号。

  作为从地大走出去的知名校友,王富洲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只要有时间,他常回母校看望、参加活动,学校有登山、科考座谈会时,他也尽力热心扶持、悉心指导,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同志们分享。在以王富洲为代表的登山先贤感召下,一批批地大人心无旁骛,无惧风雪、不懈攀登。60余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人才,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攀登者“黄埔军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天涯海角、边疆大漠,踏遍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

  2003年,校领导代表学校祝贺人类首次成功登顶珠峰50周年时,与王富洲等登协校友在登协基地合影(左起王勇峰、杨昌明、王富洲、张锦高、李致新、次洛)

  2009年,中国地质大学青藏高原登山、科考座谈会合影留念(前排左六为王富洲)

  “干了这么点事,给我这么多荣誉,我想不到。有点害怕。接受不了。”面对荣誉,王富洲谦逊的说道。成功登顶珠峰的突出成就,让王富洲闻名遐迩,成为新中国登山事业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然而王富洲将荣誉看得很淡,他喜欢登山,而他也不负众望,继续跨上了征服名山大川的脚步。

  1961年,王富洲在治好冻坏的双手和双脚后,又拿起冰镐,登上了7500米的贡格尔久别峰。

  1964年,王富洲作为中国登山队副政治委员,带领9名队员成功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中国登山队征服了最后一座未被人类登顶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并创造了十名队员集体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

  1975年,王富洲作为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兼政委,再次出征珠峰。而这次集体登顶珠峰人数之多,科考成绩之大,在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最终,潘多等九名队员自北坡登顶珠峰,并配合测绘工作者第一次实地测绘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8848.13米,而这一数据也被当作国际标准,而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和采用。另外,同行的藏族女同胞潘多成为自北坡登顶珠峰的世界女性第一人。

  1993年,王富洲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人梯”精神,积极培养年轻运动员。

  1995年6月,王富洲正式退休。几十年里,他带领中国登山队攀上一座座高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崇高荣誉。1959年获得运动健将称号,1960年、1964年两次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1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

  王富洲的一生就是一部山的集锦,而他总能记得每一次登山的因由和故事。在家人眼里,他无疑是一座“大山”,屹立不倒;而在他自己心里,他又是那个不断攀越高峰的攀登者。由于长期从事登山活动,王富洲落下了手指残疾、脑血栓与视力障碍等病症,但他仍关心着中国登山事业的未来。

  也有人曾问王富洲:“您后悔过吗?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只有一次?”王富洲明确表明了自己参加登山队的初衷:“我参加登山队,就是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要树雄心、立壮志的。和我一起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有的被冻掉了耳朵,有的被冻掉了鼻子,还有的十个脚趾都被冻掉了。有些同志都献出了生命,牺牲了,我的伤残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同志们在登山过程中也提出来要发扬团结精神,右胳膊摔断了,用左胳膊帮助同志,团结成一股绳,不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决不罢休。”王富洲的心已经紧紧的熔铸在国家与集体之上。对于当时年逾古稀的王富洲来说,也许很多事情和记忆都已模糊,但1960年攀登珠峰的往事却历历在目。

  王富洲在京逝世后,各方震动。新华社发布体育专电,援引中国登山协会唁电,称颂“以王富洲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登山家所创造的登山精神已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成为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动力源。”

  面对王富洲这位登山界名将的逝世,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迟迟不能接受。在他心中,王富洲“是我们的英雄,也是中国登山界的开拓者”据李致新回忆,王富洲为人十分热心,在任时,经常帮助登山队员与后勤人员。从分配住房,到孩子上学、解决户口问题,王富洲都来者不拒,因而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老政委”。

  “我觉得父亲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坚守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无我’。”追忆起父亲,女儿王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那“无我”的信念,在王毅的记忆里,父亲在地院求学之时,便将“无我”二字给刻上了饭缸。渐渐地,“无我”便成了父亲王富洲的个人信念。“即便是在登山成功后面对名誉和地位,他也一直强调这是集体功劳,而不愿过多提及个人。”在王毅眼中,父亲王富洲就是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切实为集体利益着想的人。“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定要完成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提起父亲王富洲,王毅很是骄傲。

  “成功不敢随便说,起码,要把一件事情完成,除了有始有终之外,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做到自觉自律,心无旁骛,这是最重要的。”王富洲这样告诫自己。回顾王富洲同志的一生,他就坚持干好登山这一件事,7134米的列宁峰,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7500米的贡格尔久别峰,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一座座高峰、一次次攀登,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他都无畏前行。王富洲心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洋溢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他用以大局为重、担当作为、淡泊名利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国奉献、刻苦训练、团结战斗、无私忘我、勇于攀登的中国登山精神,也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地大人向着世界科学高峰奋勇前进。